一九年青岛大学毕业时间,青岛大学毕业时间2021

对于一九年青岛大学毕业时间的话题，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提供相关的资讯和建议。

文章目录列表:

1.沈从文龙朱佳句
2.金庸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谁
3.臧克家为什么写《有的人》？
4.退伍后你们去干了哪些行业？
5.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写作背景
6.闻一多的性格特征是什么

沈从文龙朱佳句

1.沈从文 扇陀 佳句

沈从文在《湘行书简》（1934年1月16日）中不无得意地写道：“《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是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他对张兆和承认：“这文章的写成，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了你！写《龙朱》时因为要爱一个人，却无机会来爱，那作品中的女人便是我理想中的爱人。写《月下小景》时，你却在我身边了。前一篇男子聪明点，后一篇女子聪明点。我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有了爱，有了幸福，分给别人些爱与幸福，便自然而然会写得出好文章的。对于这些文章我不觉得骄傲，因为等于全是你的。没有你，也就没有这些文章了。”

《龙朱》、《神巫之爱》等写于沈从文认识张兆和之前，是他渴望爱情而又无从恋爱的见证，侧重展示男子的高贵丰仪，《月下小景》故事集写于爱情成功之时，女性的魅力和男子的为爱而屈服成为一种普遍的情形。《扇陀》叙述一得道仙人，因下雨摔跤，迁怒于波罗蒂长国，诅咒它三年不雨。干旱事关国计民生，国王大臣想出种种办法，皆不奏效。国中有一名叫扇陀的女子，“荣华惊人”，“巨富百万”，她献上了“美人计”。扇陀带五百华贵香车，携五百绝色美女，来到仙人所住森林，采花捉蝶，鼓乐沐浴。仙人初不以为意，但不足一月，就逐渐露出“呆相”。扇陀又进一步引诱，扇陀怡然就范。仙人因近色而法力智慧皆失，咒语终得解除。《女人》中的男主人公感叹“女子不是上帝，就是魔鬼，若不是有一分特别长处，就肯定是有一种特别魔力”，否则，为什么她们令男人爱得如醉如痴？这些作品的基调是明朗、快乐的，只有一个陶醉于爱情幸福之中的男子才能写出这样灿烂的华章

2.沈从文《龙朱》的评论有吗

沈从文先生在1930年前后创作了一批所谓“浪漫传奇小说”，如《龙朱》（1929.1）、《媚金、豹子与那羊》（1929.1）、《神巫之爱》（1929.5）、《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1929.5）、《凤子》（1932）、《月下小景》（1933.2）、《阿黑小史》（1928-1933）等。

一般认为，这批作品描写了湘西的“地方色彩”，“民俗风情”，或“田园牧歌”。

在1931年为《龙朱》写的序文里，他也说自己是苗族。他承认自己的苗族身份，与他写苗族浪漫传奇的时间大致重合（1928年-1931年），这说明，承认自己苗族身份与写苗族浪漫传奇，二者之间在精神上是相互支撑的。

龙朱》写的是“死了百年另一代的白耳族王子”龙朱的故事。这些作品，在“过去”的前提下，对时间作了模糊处理，用意在把苗族生活形态移到社会进化之外，赋予其永久性和普遍适用性。

3.沈从文《龙朱》的评论有吗

沈从文先生在1930年前后创作了一批所谓“浪漫传奇小说”，如《龙朱》（1929.1）、《媚金、豹子与那羊》（1929.1）、《神巫之爱》（1929.5）、《七个野人和最后一个迎春节》（1929.5）、《凤子》（1932）、《月下小景》（1933.2）、《阿黑小史》（1928-1933）等。

一般认为，这批作品描写了湘西的“地方色彩”，“民俗风情”，或“田园牧歌”。在1931年为《龙朱》写的序文里，他也说自己是苗族。

他承认自己的苗族身份，与他写苗族浪漫传奇的时间大致重合（1928年-1931年），这说明，承认自己苗族身份与写苗族浪漫传奇，二者之间在精神上是相互支撑的。龙朱》写的是“死了百年另一代的白耳族王子”龙朱的故事。

这些作品，在“过去”的前提下，对时间作了模糊处理，用意在把苗族生活形态移到社会进化之外，赋予其永久性和普遍适用性。

4.文章腊八粥作者沈从文 中的好词好句

发箍，头箍第一自然段的"包小米，饭豆，枣，栗，白糖，花生仁儿合并拢来糊糊涂涂煮成一锅，"一直到"大匙大匙朝口里塞灌呢！"

沈从文（1902-1988），中国著名作家，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因此，沈从文的民族身份可以是此三个民族的任何一个，但沈从文本人却更热爱苗族，他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对于苗族风情的描述。

沈从文是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撰写出版了《长河》、《边城》等小说，1931年-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个人作品：

小说集

《老实人》《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雪晴》《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街》《萧萧》《三三》

散文集

《记胡也频》《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废邮存底》《烛虚》《云南看云集》《沈从文散文选》《不知为什么忽然爱上你》

学术著作

《从文赏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5.沈从文的《三三》为什么叫“三三”

“三三”则为“二哥”（沈从文“沈二哥”）对张兆和的称呼。

《龙朱》“一九二八年冬作”，《虎雏》“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完成”，《三三》“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至九月十七日作于青岛”——沈从文1929年于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期间爱上女学生张兆和，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显见，《三三》的创作正处在沈从文对张兆和展开追求而尚未结婚期间，不可避免的，《三三》的创作就带有沈从文向“三三”传达爱情信条、表示爱慕倾心的深意。而创作《龙朱》、《虎雏》时沈张尚未成婚，龙、虎二子得以此两种小说题目命名，足见沈从文舐犊之切，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衬出作者对两文的喜爱。

6.沈从文《三三》

三三”则为“二哥”（沈从文“沈二哥”）对张兆和的称呼。

《龙朱》“一九二八年冬作”，《虎雏》“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五日完成”，《三三》“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至九月十七日作于青岛”——沈从文1929年于吴淞中国公学任教期间爱上女学生张兆和，1933年9月9日，与张兆和结婚，显见，《三三》的创作正处在沈从文对张兆和展开追求而尚未结婚期间，不可避免的，《三三》的创作就带有沈从文向“三三”传达爱情信条、表示爱慕倾心的深意。而创作《龙朱》、《虎雏》时沈张尚未成婚，龙、虎二子得以此两种小说题目命名，足见沈从文舐犊之切，也从另一个角度反衬出作者对两文的喜爱。

7.沈从文的主要作品

沈从文文选 《阿丽思中国游记》 《蜜柑》 《老实人》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 《入伍后》 《虎雏》 《石子船》 《龙朱》 《好管闲事的人》 《雨后及其他》 《夫妇》 《新烛虚》 《新景与旧谊》 《神巫之爱》 《非梦集》 《都市一妇人》 《长河》 《水云集》 《新摘星录》 《甲集》 《湘西》 《芸庐纪事》 《子集》 《艺术教育》 《创作杂谈》 《文学运动杂谈》 《篁君日记》 《人生石板路》 《人生的梦幻》 《人生五味瓶》 《大山里的人生》 《人生问题ABC》 《边城》 《冬的空间》 《凤子》 《玫瑰与九妹》 《雨》 《看虹录》 《往事》 《或人的家庭》 《山鬼》 《灯》 《丈夫》 《鸭子》 《一个母亲》 《十四夜间》 《阿黑小史》。

金庸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谁

金庸最喜欢的国内作家是沈从文。他是中国著名作家，他的作品有《边城》《除了爱你，我没有别的愿望》

1.《边城》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是一部中篇小说，凭此书一举奠定了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书中寄托着作者关于“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较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作品。小说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城淳朴的世道民风和天然的生活状态。全书共二十一个章节，每个章节都似一幅或浓或淡的水墨画，以古朴清新的语言，表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这是一部淡然优美的小说，它不似我们平常阅读的小说那般波澜四起、矛盾从生，对于冲突做浓墨重彩的刻画。它是淡到极致的浓，尽管用着寡淡平凡的语气，却蕴含着浓重的哀伤，令人震撼。

2.《除了爱你，我没有别的愿望》

本书分为“湘行书简”和“除了爱你，我没有别的愿望”两部分。沈从文与妻子张兆和婚后不久便因母亲生病不得不返回湘西，与妻子相约路上每天都为她写信，他在河上摇晃的小船中写秀美山水，写沿途见闻，写风土人情，但写的更多的是相思难耐，“湘行书简”中封封书信即是作家自己的动人爱情。描画乡村与都市中的年轻男女，娓娓道来爱情的个中滋味，懵懂、含蓄、绵长、苦涩、热烈……

沈从文简介：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乳名茂林，字崇文，笔名休芸芸、璇若等，湖南凤凰县人，中国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者。一十四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交界地区。一九二四年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一九四六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与文物的研究。一九八八年五月十日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六岁。

臧克家为什么写《有的人》？

爱好诗歌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凡是好诗，不论新旧，都是经久难忘的。只要是经久难忘的诗，大体都是名篇佳作。当然，一首诗为少数几个人经久难忘，可能还夹某些偏爱的因素；但是为大多数人经久难忘，就表明那首诗的生命力的久，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臧克家的名篇《有的人》，就是一首能使大家经久难忘的好诗。这首写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是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有感而作。感从何来？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一方面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人已被人民推翻，另一面是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各色人等还不免带着旧社会的阶级和思想烙印。鲁迅式的“有的人”固然很多，而处于对立面的“有的人”却也不少。诗人面对现实，回忆鲁迅生前和逝世以来的社会状况，有感而作此诗。此诗不仅反映了生活真实，也表现了诗人的思想倾向，因此，这是一首真实性与倾向性相统一的抒情诗。

诗的第一节指出当今之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人：一种人“虽生如死”，另一种人“虽死犹生”。“虽死犹生”的人，自然是指当时被纪念的鲁迅，是对“永垂不朽”的鲁迅的歌颂；但是，作为典型形象看，也不是单指鲁迅，同时还暗示着与鲁迅品质相同的许多人。至于作为对立面的“虽生如死”的人，当然指坏人。这节四行诗，两句话，是全诗的总帽，统帅全篇，虽通俗易懂，但容量很大，概括力极强，耐人寻味，今人猛省！

接着三节（即诗的第二、三、四节），把“虽生如死”的人和“虽死犹生”的人从三个方面作了对比：比形象、比思想、比情操。从形象看，“骑在人民头上”的人，虽然昂首挺腰，自诩“伟大”，实际上是藐小的：而“给人民当牛马”的人，尽管俯下身子，毫不显眼，却是伟大的。这四行诗，是从鲁迅《自嘲》一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生发出来的。诗人发展了鲁迅的思想和诗意，形象的对立性更加突出、鲜明。再从思想看，那些“虽生如死”的人总是想“不朽”，“要把名刻入石头”，为自己树碑立传。而那些“虽死犹生”的人，却情愿充当无名的野草。它们憎恶把野草当作装饰品的“地面”，时刻等待地下的火山喷薄而出，烧尽“地面”上的野草、乔木，直到“无可朽腐”，大家同归于尽。这一节是根据鲁迅《野草·题辞》中的“我自爱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至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几句话写成。写《野草》和《野草·题辞》时的鲁迅，正处于思想“彷徨”时期，他曾经坦率承认他当时还没有找到革命的道路，但他对于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派却是痛恨，不共戴天的，因而表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彻底牺牲精神。最后从情操看，那些“虽生如死”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是十分卑鄙、丑恶的。而那些“虽死犹生”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情操是非常崇高、美好的。

诗的第二、三、四等三节是紧接诗的第一节进行构思的。诗人不是为了歌颂鲁迅而歌颂鲁迅，而是在歌颂鲁迅的同时，也歌颂与鲁迅品质相同的人，而且谴责那些自吹自擂比人民群众“伟大”，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不让别人活下去的人。这样一个对照，比单纯诓歌鲁迅更加显示出诗的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最后三节（第五、六、七节）诗，诗人抓住头一节诗所说的两种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指出他们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影响和不同的下场，也就是指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前途。这三节诗是二、三、四等三节诗的逻辑发展。第五节诗仍然从对立的形象着眼。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自诩“伟大”的人终归被人民所推翻，从高高在上的地方摔了下来，不仅藐小，而且将从地球上消失；至于那些“给人民作牛马”的人，却被人民永远缅怀他们“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光辉形象。第六节则是写出两种不同的主观思想得到两种不同的客观效果：那些想为自己树碑传的人，他们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而那些“情愿作野草”的人，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一年一度地生长，他们也一年一度地永远为人民所怀念。鲁迅是如此，和鲁迅品质相同的人也是如此。最后一节写出不同的情操，不同的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班“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是决没有好下场的人，只要时候一到，他们的下场就会让大家看到。至于那些“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人民群众会把他抬举得很高。鲁迅就是这样的人的代表。

诗的主题一向认为是对鲁迅的的崇高品质的歌颂或赞美，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通过认真的分析、深入的理解，仅仅说是歌颂鲁迅，还是不够的。不少分析者其所以说诗的主题只是歌颂鲁迅，可能是忽略了题目下面的副标题“纪念鲁迅有感”，忽略诗的末尾“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也忽略了诗句“有的人”。作者写作此诗既不是当年十月十九日纪记鲁迅的即席之作，而是在参加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之后有感而作。如果专为鲁迅而作，上述的主题思想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作者明明说是“纪念鲁迅有感”每一节又不点明鲁迅，而是以“有的人”开端，自然就不单是诓歌鲁迅。因此，这首诗实际上是通过纪念鲁迅，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只有这样认识主题，才能概括诗的整个内容，挖掘诗的广度与深度。这是诗人的美学理想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反映。不论诗人自己是否察觉到这一点。他所塑造的对立形象却流露了这一点。诗人在对两种人的对照中，始终只是暗示鲁迅，而不点明鲁迅，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只是说这首诗歌颂了鲁迅，就大大缩小了诗的容量—一它的广度与深度。

这首诗的艺术构思看似平常，却也奇特。诗人既然是“有感”而作，就从“美感”出发。但是，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诗人并不贴标签，也不喊口号，只从对人世间两种的深刻感受出发，运用通俗、亲切、生动的语言，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一般人对这首诗的分析，都说诗人运用了对照或对比的艺术技巧，这当然也说得不错。的确，诗的每一节都用了对比，把真的、美的、好的、和假的、丑的、坏的作了对比。但是，诗人的这种对比，并不限于某一节诗，而是贯穿整体，诗人是用“铺陈”的方法来安排对比的。所谓“铺陈”就是传统的表现手法“赋”。《有的人》的作者正是为了“铺陈善恶”而运用对比的。诗人铺陈了三种对比：第一种对比即第一节的总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的对比，它统摄全诗。第二种对比，主要是比形象，比形象的斗争的过程。第三种对比主要是比下场，比两种形象在历史风云和时代潮流激荡下的不同结果。诗人正是把这样三种对比铺陈开来，成为一首既整齐又错综的抒情诗。

退伍后你们去干了哪些行业？

我2010当兵之前是在武汉的某网吧里做网管的（职业修机），后来因为当年的网游CF太火，我当时感觉着，这游戏里面的假枪玩得没有意思，我要玩真枪，于是，我就这样的去了部队，在部队里干了许多活（人生中最苦最累的两年在部队里度过），也挨了许多骂和打，2012年年底，连队领导看我人干工作比较勤恳卖力和任劳任怨，劝我留下来转士官，我后来还是选择了退伍（原因是我那个时候，部队里不能使用手机和不能上网，就连打个座机电话都要掐算好日子），退伍后，我去了部队驻地里的一个派出所做了4个月的协警（前3个月属于试用期，1500一个月，进入第4个月属于转正期，2800一个月），刚转正后从派出所里离开后（跟某一个同事合不来），我又去了一家民企做了一年零5个月的保安（站门岗的那种，月薪资3000），再后来我又回到了武汉（2014.10），在某押运公司做枪械维修员兼枪弹管理员（月薪资也是3000左右），再后来因为个人感情而离职（2016.2），再后来，我从押运公司离职后，进了一加电子厂做技术支持（因为我之前有过在网吧里做网管的工作经历，会修一些日常电脑故障），（月薪资7000-8000），在电子厂上班期间，贷款买了一辆桑塔纳（2018.11），现在贷款也还完了，我也仍然还在厂里面上班（2016.2-至今），目前也还没有买房…，曾经，有一个通过努力而获得成功的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通往成功的道路并不狭窄，只是坚持的人不多”，我自己个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雄心和壮志，在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做后盾的情况下，我只想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脚踏实地”…

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的写作背景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 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 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 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此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闻一多是口的巨人，行的高标。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回答者：tingyu527 - 独孤求败 十八级 3-28 22:39

闻一多(1899．11．24—1946．7．15)诗人、学者、民主斗士，被称为他的三重人格。原名闻家骅，号友三，生于湖北浠水。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学校，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1916年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同时创作旧体诗。1919年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清华学生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联合会。1920年4月，发表第一篇白话文《旅客式的学生》。新诗集《红烛》、《死水》是现代诗坛经典之作。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四大古籍的整理研究，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一身正气，抗战蓄髯八年。1946年夏在昆明遇刺身亡。

回答者：miao0077 - 试用期 一级 3-28 22:40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政府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

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代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

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

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

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被租让给法国。

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威下四散飘零。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

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

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精诚所至，金石能开

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

“中华七子”命运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949年金秋的北京。在这块曾被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土地上，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惨痛的悲剧。

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国力蒸蒸日上。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跃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响遏行云。

“不能将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中国***人代表中华民族喊出了洗雪耻辱的最强音！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表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邓小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坐落在香港维多利亚海湾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6月30日23点59分，英国蓝底米字国旗和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英治港旗缓缓降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零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盛开着紫荆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交接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轮船起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香港的地点。

两年之后，中华民族以又一个洗雪耻辱的时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12月19日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灯火通明。23时58分，绿色的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像帆一样滑落，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和绿色带有莲花图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准时升起。中葡两国政府在这一刻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澳门回归之夜，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举行家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家中对联高悬：“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横批“澳门回家”。

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说：“父亲期盼骨肉团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新世纪梦想：祖国的完全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别看五千年没有说破，

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

说不定是突然着了魔，

突然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闻一多《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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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1899～1946)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 。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 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 ，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 。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此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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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臧克家

这篇文章记叙了闻一多先生的主要事迹，表现了他的崇高品格和精神。熟读课文，想一想，我们应该学习闻一多先生的什么精神?作者是从怎样的角度选取材料和确定记叙重点的?

“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

“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

作为学者和诗人的闻一多先生，在30年代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时间，我对他是有着深刻印象的。那时候，他已经诗兴不作而研究志趣正浓。他正向古代典籍钻探，有如向地壳寻求宝藏。仰之弥高，越高，攀得越起劲；钻之弥坚，越坚，钻得越锲而不舍。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史，炯炯目光，一直远射到有史以前。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1930年到1932年，“望闻问切”也还只是在“望”的初级阶段。他从唐诗下手，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不动不响，无声无闻。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几年辛苦，凝结而成《唐诗杂论》的硕果。

他并没有先“说”，但他“做”了。作出了卓越的成绩。

“做”了，他自己也没有“说”。他又由唐诗转到楚辞。十年艰辛，一部“校补”赫然而出。别人在赞美，在惊叹，而闻一多先生个人呢，也没有“说”。他又向“古典新义”迈进了。他潜心贯注，心会神凝，成了“何妨一下楼”的主人。

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这仅是闻一多先生的一个方面，作为学者的方面。

闻一多先生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作为革命家的方面。

这个方面，情况就迥乎不同，而且一反既往了。

作为争取民主的战士，青年运动的***，闻一多先生“说”了。起先，小声说，只有昆明的青年听得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他向全国人民呼喊，叫人民起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

他在给我的信上说：“此身别无长处，既然有一颗心，有一张嘴，讲话定要讲个痛快!”

他“说”了，跟着的是“做”。这不再是“做了再说”或“做了也不一定说”了。现在，他“说”了就“做”。言论与行动完全一致，这是人格的写照，而且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

1944年10月12日，他给了我一封信，最后一行说：“另函寄上油印物二张，代表我最近的工作之一，请传观。”

这是为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他起稿的一张政治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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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红烛>>赏析

烧罢！烧罢！

烧破世人的梦，

烧沸世人的血——

也救出他们的灵魂，

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这首诗写于1923年。诗人准备出版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在回顾自己数年来的理想探索历程和诗作成就时，就写下了这首名诗《红烛》，将它作为同名诗集《红烛》的序诗。

诗的开始就突出红烛的意象，红红的，如同赤子的心。闻一多要问诗人们，你们的心可有这样的赤诚和热情，你们可有勇气吐出你的真心和这红烛相比。一个“吐”字，生动形象，将诗人的奉献精神和赤诚表现得一览无余。

诗人接着问红烛，问它的身躯从何处来，问它的灵魂从何处来。这样的身躯、这样的灵魂为何要燃烧，要在火光中毁灭自己的身躯？诗人迷茫了，如同在生活中的迷茫，找不到方向和思考不透很多问题。矛盾！冲突！在曾有的矛盾冲突中诗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因为，诗人坚定地说：“不误！不误”。诗人已经找到了生活的方向，准备朝着理想中的光明之路迈进，即使自己被烧成灰也在所不惜。

诗歌从第四节开始，一直歌颂红烛，写出了红烛的责任和生活中的困顿、失望。红烛要烧，烧破世人的空想，烧掉残酷的监狱，靠自己的燃烧救出一个个活着但不自由的灵魂。红烛的燃烧受到风的阻挠，它流着泪也要燃烧。那泪，是红烛的心在着急，为不能最快实现自己的理想而着急，流泪。诗人要歌颂这红烛，歌颂这奉献的精神，歌颂这来之不易的光明。在这样的歌颂中，诗人和红烛在交流。诗人在红烛身上找到了生活方向：实干，探索，坚毅地为自己的理想努力，不计较结果。诗人说：“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这首诗有浓重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色彩。诗歌在表现手法上重幻想和主观情绪的渲染，大量使用了抒情的感叹词，以优美的语言强烈地表达了心中的情感。在诗歌形式上，诗人极力注意诗歌的形式美和诗歌的节奏，以和诗中要表达的情感相一致，如：重复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采用中国传统诗歌的押韵形式、前后照应和每节中诗句相对的齐整等等。诗人所倡导的中国新诗的格律化、音乐性的主张在这首诗中有一定的体现。可以说，闻一多融汇古今、化和中外的诗歌形式，以强烈的情感表达和追求精神开辟了中国一代诗风，激励着一代代的中国诗人去耕耘和探索。

回答者： voilaxwj - 高级经理 六级 3-28 22:42

闻一多(1899～1946)

中国诗人，文史学者。名亦多，字友三，亦字友山，家族排行叫家骅 。后改名多，又改名一多。生于湖北浠水。1912年考取北京清华学校，曾任《清华周报》编辑、《清华学报》学生部编辑，发表旧体诗文多篇。1920年7月，第一首新诗《西岸》发表，以后连续发表新诗。早期的诗，形式多为自由体，较为突出地表现了唯美的倾向和秾丽的风格。1921年11月，清华文学社成立，为其重要成员。同年12 月，在清华文学社作《诗的格律研究》的学术演讲，次年写成《律诗底研究》，开始进行系统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研究。1922年去美国留学，学习绘画，进修文学，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和英国近代诗歌。其间创作、发表了《太阳吟》、《孤雁》等诗，表达对祖国的思念。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女神〉之时代精神》等有影响的新诗评论。1923年印行第一本新诗集《红烛》后，开始致力于新诗创作。1925年自美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并成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诗镌》的主要撰稿人。1926 年发表论文《诗的格律》，提出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并且还有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影响了不少后起诗人。

1928年，第二本诗集《死水》出版，收1925年以后的诗作28首，作品内容更为充实，形式整齐，语言凝练，形成了独具的沉郁奇丽的艺术风格。同年3月，《新月》杂志创刊，列名编辑，在该刊上发表少量译著。秋后，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从此致力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1930年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定居北京，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教。 1938年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此时，他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由唐诗研究开始，上溯先秦汉魏六朝，乃至于古代神话、甲骨文和钟鼎文，以文学为中心，旁涉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形成一个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体系。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尤大，著有《神话与诗》、《唐诗杂论》、《古典新义》等专著。1942年出版《楚辞校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赞誉。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云南总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讲演，抨击国民党，当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闻一多全集》。

闻一多是口的巨人，行的高标。

著作书目：

《冬夜草儿评论》与梁实秋合著，1922，清华文学社

《红烛》(诗集)1923，泰东；1981，人文

《死水》(诗集)1928，新月；1980，人文

《闻一多全集》(1一4册)1948，开明；1982，三联

《闻一多选集》1951，开明

《闻一多诗文选集》1955，人文

《闻一多青少年时代诗文集》1983，云南人民

《闻一多论新诗》(评论)1985，武汉大学出版社

《楚辞补校》(古典文学研究)1942，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

《神话与诗》(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古典新义》(上下册，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唐诗杂论》(古典文学研究)1956，古籍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1984，重庆出版社

《离骚解诂》(古典文学研究)1985，上海古籍

参考资料：

/view/3771.htm

回答者：匿名 3-28 22:44

1．这一篇文章不是人物传记，却记叙了闻一多先生的主要事略，表现了他的崇高品格，高度赞扬了他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高度赞扬闻一多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具有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这是闻一多先生精神品格的最主要方面，这在这篇文章中充分表现出来了。文章的后半部分，着力写闻一多先生是“大勇的革命烈士”。

然而，闻一多先生一生中主要身份是学者、诗人。因此，这篇文章前半部分写闻一多先生前期怎样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出路而潜心学术，不畏艰辛，废寝忘食，十数年如一日，终于在学术上取得累累硕果。着力表现闻一多先生是“卓越的学者”。

闻一多先生前期潜心于学术，后期投身于民主运动，这反映了他对社会认识的变化。但作为一名卓越的学者，一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言行一致的志士仁人，他是始终如一的。

2．这篇文章写得十分精粹，全文只有一千多字，就突出地表现了闻一多先生思想品格的最本质特征。精选的典型事例，精致严谨的结构，精练的诗一般的语言，精当的抒情性议论，使这篇文章充满了感人的力量。

（1）结构严谨。作者用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总领全文，上半部分写闻一多先生“做了再说，做了不说”，表现闻先生“学者的方面”；后半部分写闻一多先生“说”了就“做”，言行完全一致，表现闻先生“革命家的方面”。在上半部分与下半部分之间，用了总承上文和总起下文的句子，使衔接紧密，过渡自然。

（2）选材精当。作者所选材料，讲究典型性，能以少胜多。对作为“学者的方面”，作者只选取了写作《唐诗杂论》《楚辞校补》《古典新义》三本书的情况加以表现；对作为“革命家的方面”，则选取起稿政治传单、群众大会演说、参加游行示威这三件事作为例证。闻先生一生经历复杂，著作等身，可以记述的事很多很多。作者只从大量材料中选取了这六件事，就已经把闻一多先生的严谨刻苦的治学态度、无私无畏的斗争精神、澎湃执著的爱国热情、言行一致的高尚人格，都表现出来了。

（3）精于剪裁。对材料的使用，作者根据表现中心的需要，有取有舍，有繁有简。比如，闻先生的研究唐诗，作者并没有写他研读了哪些书籍，发掘了哪些新意等等，而是着重写他研究的目的和态度：“他想吃尽、消化尽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史”，“他要给我们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救济的文化药方”，突出了闻先生的研究学问，目的是在于救国；“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头发零乱”“睡得很少”这些细节，表现了闻先生的刻苦精神；“一个又一个大的四方竹纸本子，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蚁排衙”，则表现出闻一多先生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这样的剪裁，能有力地突出中心。从详略上说，研究唐诗，写得详细；而写作《楚辞校补》和《古典新义》两事，只用了一小段，不足一百字，强调“做”了“也没有说”的意思，表达的侧重点与前面又有不同。闻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讲”及其被害经过，是人们熟知的，作者就不再对事实经过作过多的记述，而只是反复强调“凶多吉少”的紧急形势，撷取“演讲”中最“慷慨淋漓”的“你们站出来”这一句话，描绘“昂首挺胸，长须飘飘”的从容姿态，从而

闻一多的性格特征是什么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蕲水县(今浠水县)。他和当时许多诗书传世封建家庭里的孩子一样，从小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他的父亲是清末秀才，但受维新思潮影响，思想比较开放，因此在北京清华学校刚刚建立的第二年，即1912年冬，就送13岁的闻一多报考了这所留美预备学校。

清华学校是美国用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起来的专门进行留美前期教育的学校。它的学制为8年，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的二年级或三年级。因此，清华学校无论是教学还是课外活动，均实行美国教育制度。清华学校采取淘汰制，大约一半人中途被淘汰，能在清华读满8年就不容易了。而闻一多由于入校时英文跟不上，自动留级一年；1921年毕业时又因参加学生运动受到留级一年的处分。这样，他就在这所学校生活了整整十年，这在清华学生中大概只有他一个。

1919年，闻一多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一起，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他被选为全校学生领导机构“清华学生代表团”的成员，分工负责文书工作，参与起草了许多文件，其中包括清华在这次运动中的最早实录——《清华学生代表团开会记录》。这年7月，他作为清华学生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会议期间，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讲演。

五四运动也是一场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时的闻一多受蔡元培“美育代替宗教”观点影响，相信文化改造可以提高民众的素质。为此，他与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等，联合发起了研究具形艺术的团体“美司斯”，其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生命底艺化”进行社会改良。他的新诗创作，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他的第一部新诗集《红烛》，大部分作品便写于此时。

1921年6月，闻一多正要参加毕业放洋前的最后一次考试之际，北京城里爆发的国立八校教师索薪斗争，遭到北洋政府的镇压，北京学联宣布罢课以示声援。清华是学联成员，也宣布举行“同情罢考”。然而，清华当局决定大考如期举行，声称不参加者以自动退学论处。在这次关系到个人前途的斗争中，闻一多与罗隆基、何浩若、吴泽霖、萨本栋等28人（大约占毕业生的三分之一）拒绝走入考场，结果被取消学籍。后来，董事会中的美国人觉得这对于美国损失太大，才把处分该为留级一年。

1922年8月，闻一多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当时，许多清华毕业生都选择了实业，而他却选择了对将来生活不能说确有保障的西洋美术，目的就是实践他那“生命艺化”的抱负。1923年，他转学到科罗拉多大学艺术系；1924年，又到了纽约艺术学院。

在美国，明显的国力反差加强了他的爱国情绪，赴美之初写下的《孤雁》、《太阳吟》、《忆菊》等诗篇，都表现了鲜明的爱国主题。1924年秋，他还和罗隆基、何浩若、吴景超、潘光旦、吴文藻、梁实秋等清华留美学生发起了一个国家主义团体“大江会”，其宗旨是“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以谋取中华人民的政治自由发展、经济自由抉择、文化自由演进。

闻一多不是政治家，但他相信中国“前途之危险不独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而且“文化之征服甚于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在这种“文化的国家主义”推动下，他不仅创作了《醒呀！》、《七子之歌》、《爱国的心》、《我是中国人》、《洗衣歌》等反帝爱国诗歌，还参加了传播中国文化的戏剧编演工作。1924年年底，他和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共同排练的中文古装剧《杨贵妃》在纽约正式演出，这是中国戏剧第一次登上美国舞台，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波士顿的梁实秋、谢冰心、顾毓秀等，正是受此启发，才演出了另一出中文古装剧《琵琶记》。这两次演出，在美国掀起了一次传播中国文化的小高潮。受这些成功的鼓舞，闻一多决心投入中国戏剧的振兴事业，于是在他与赵太侔、熊佛西、余上沅、梁实秋、顾毓秀、林徽音、梁思成等成立“中华戏剧改进社”之后不久，便于1925年5月抱着从戏剧改革入手改良中华文化的目的，提前两年回国了。和他一起回国的，还有后来成为中国戏剧界重要活动家的赵太侔、余上沅。

回国后，北京艺术专门学校筹备创建，闻一多被聘为教务长，赵太侔、余上沅也被聘为教授。在他们三人的多方奔走努力下，艺专终于增添了戏剧系。中国著名戏剧家洪深说：艺专戏剧系的建立，是中国“视为卑鄙不堪之戏剧与国家教育机关发生关系之第一朝”。

不过，闻一多最不能忘怀的还是诗歌。1926年4月，他与徐志摩、朱湘、饶孟侃等以《晨报·诗镌》为阵地开展新诗格律化试验。给闻一多带来众多称赞，也带来不少批评的《死水》，就发表在这个副刊上。而他总结的新诗创作“三美”理论，也是这时公开提出来的。

1926年，北洋政府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造成民国以来北京知识分子的第一次大迁移。这年秋天，闻一多离开北京，到上海吴淞政治大学担任训导长。1927年初，他一度到武昌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担任艺术股股长。当时，南下的朋友除了清华校友胡适、梁实秋、潘光旦、饶孟侃、余上沅、张嘉铸等外，还有徐志摩、叶公超、丁西林、刘英士等，他们一起创办在中国文学史和政治史上很有名的“新月书店”。新月书店编辑出版的《新月月刊》在当时就颇有影响，闻一多是该刊最初的三位编辑之一。

1927年国民党举行“清党”之后，闻一多看到大批青年受到株连，心情十分压抑。在他的《心跳》、《荒村》等诗中，可以感受到对军阀混战的憎恶；在《发现》、《一句话》、《口供》、《你指着太阳起誓》等诗中，则表现了他的愤慨。这些现实性很强的作品，组成了他爱国诗歌创作的又一个新阶段。

也在1927年的秋天，国民政府实行教育改革，模仿法国成立大学区。在首都南京，将一些大学合并，建立了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不久改为中央大学，即今南京大学）。闻一多被聘为外国文学系主任。1928年夏，武汉大学筹备成立，闻一多受桑梓之情的感召，就任了武汉大学文学院长。1930年夏，青岛大学创建，他又被聘为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青岛大学发生学潮，矛头对准闻一多和图书馆长梁实秋，闻一多一气之下离开青岛大学，回到母校清华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闻一多的定位是：诗人、学者、斗士。这种评价，即可以说是他的三种不同身份，也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三个阶段。如果说“新月”以前，是他的诗人阶段，那么从武汉大学开始，便进入了学者阶段。

在武汉大学，由于教学需要，闻一多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学术研究方面。回到清华后，他的研究触角已广涉上古文学、金文考古、诗经、楚辞、周易、诸子百家、乐府、唐代文学等诸多领域。他有旧学功底，又了解西方治学方法，因此他在学术研究上走的完全是一条新路。他一方面重视考据，一方面用文化人类学方法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从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他的《楚辞校补》出版后，第二年就获得了教育部学术二等奖。郭沫若评价闻一多时说，他的一些研究，不但是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无来者。闻一多牺牲后，学者们一致认为这是“学术界的大损失”。现在出版的12卷本的《闻一多全集》，绝大部分都是学术成果。闻一多曾说，他的理想是写一部“诗的史”或“史的诗”，他希望通过文学这个窗口，来反映灿烂的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北大、南开南迁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在云南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仍致力于教学与研究。但是，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促使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不得不走出象牙塔，开始过问政治。1943年春，他读了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后，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他说这部书“公开的向五四挑战”，使自己“无论如何受不了”。这年秋天，他在朱自清那儿看到解放区的诗歌，其中田间的街头诗给他很大震动。于是开学后第一堂课，他就介绍起田间的诗歌，说自己一直非常惭愧地生活在古书堆里，而田间则是“时代的鼓手”。这堂课的声音立刻传遍了联大，人们说“这听鼓的诗人要变成擂鼓的诗人了”。

不久，中共西南局宣传部长华岗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的统战工作，华岗是位学者型的职业革命家，很懂得争取高级知识分子，特地登门拜访了闻一多。在华岗影响下，闻一多参加了由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楚图南、尚钺、冯素陶、闻家驷、吴晗等进步教授组成的“西南文化研究会”。开始，大家侧重学术交流，后来渐渐转移到分折形势和学习方面；再往后，得到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论解放区战场》和《新华日报》、《群众》等中共文献和报刊。于是，有一天闻一多宣布：“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方了。”

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出现自武汉失守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危机。短短几个月内失地千里，大西南门户大开，形势岌岌可危。一年前，吴晗曾劝闻一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但闻一多受“君子群而不党”观念影响，没有答应。这时，他觉得“火上房了，不管什么人都应该救火”，这才加入了民盟。这时起，他便从一个学者，转变成为斗士。

过问政治后的闻一多，仍然不失诗人气质，说起话来非常坦率。这年8月，他在国民党第五军军部的座谈会上，公开宣称“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在12月的云南纪念护国起义大会上，他高喊“袁世凯没有死”，“要民主就必须打倒独裁”。这种无畏性格，很容易与青年人沟通，他很快被誉为“昆明的鲁迅”，被青年人当成导师。1945年10月，在民盟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增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抗战结束后，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成为新时期民主运动的中心任务。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调动军队，包围西南联大，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害了四位青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面对屠杀，闻一多利用联大教授会议书记身份，力促教授会通过了有利于学生要求的决议。他还与潘光旦、向达、尚钺、楚图南、费孝通、吴富恒等教授联名发表的罢教宣言，开创了学生运动中前所未有先例。

闻一多虽然参加了政治活动，但还是由于对现实看不下去才拍案而起的，实际上他的愿望仍然是从事学术研究。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他对吴晗说，一旦政治走上轨道自己便要回到书房继续学术工作。可是，时局的发展，使他无法回到书斋。

这年5月4日，西南联大结束，师生相继复员北上。7月11日，闻一多送走最后一批同学的当天夜里，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便在昆明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

李公朴死后，社会上盛传黑名单上第二个就是闻一多。那几天，闻一多居住的联大宿舍门口整日都有特务监视，有的还跑进院子打听他穿什么衣服。一个女特务还闯进他家，说闻一多的“多”是两个“夕”字，将“命在旦夕”。当时的形势十分恐怖，但时，作为云南民盟主要负责人，要领导抗议活动，要料理李公朴的后事。同时，他也不相信国民党敢杀害自己，因为自己毕竟是受过美国教育的学者，而不是***。

7月15日，李公朴殉难报告会在云南大学召开。会上，特务起哄捣乱，闻一多十分气愤，即席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他表示他要像李公朴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下午5点多，他就在家门口被数名特务前后狙击，后脑、胸部、手腕连中十余弹，当即倒在血泊中。陪同他的长子、西南联大学生闻立鹤，也身中五枪，肺被击中，腿被打断。

12.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一九四五年十月，蒋介石违背《双十协定》，调遣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遭到人民反对。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各界代表组成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二十五日，昆明学生六千余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骚扰破坏，各校学生于第二天起联合罢课。十二月一日，昆明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特务，屠杀殴打罢课师生，死四人、伤二十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事件发生后，昆明学生罢课达一个月之久，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广泛声援，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反内战运动，席卷了整个国民党统治区。

一二·一运动和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学生运动一样，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而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一二一惨案，以血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群众，推动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走上坚决斗争的道路。“一二·一”运动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第一声，这一斗争有力地打击和孤立了反动派，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发展。

《有的人》这篇小诗的作者写作背景

臧克家

中国现当代杰出诗人，著名作家、编辑家，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中国***的亲密朋友，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三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八届委员，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一、二届理事，第三届理事、顾问，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第三、四届委员，第六、七届荣誉委员，中国诗歌学会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写作学会名誉会长臧克家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2月5日20时3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臧克家同志，笔名少全、何嘉，1905年10月8日出生于山东诸城。他自幼受祖父、父亲影响，打下了良好的古典诗文基础。1923年夏，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期间，阅读了大量新文学作品，并开始习作新诗。1925年首次在全国性刊物《语丝》上发表作品，署名少全。1927年，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曾参加北伐。1929年，在青岛《民国日报》上第一次发表新诗《默静在晚林中》，署名克家。1930年至1934年，在国立青岛大学(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学习期间，得到闻一多、王统照先生的热情教诲与精心帮助。他创作的《难民》、《老马》等诗篇，以凝练的诗句描写了旧中国农民忍辱负重的悲苦生活；长诗《罪恶的黑手》，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和伪善的面目，这些诗是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已成为我国现代诗史上的经典之作。1933年他的第一部诗集《烙印》出版，得到闻一多、茅盾等前辈的好评；次年，诗集《罪恶的黑手》问世，从此蜚声诗坛。1934年至1937年在山东省立临清中学任教，出版诗集《运河》和长诗《自己的写照》，创作了散文集《乱莠集》。1936年参加中国文艺家协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臧克家同志把自己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积极投身抗日爱国活动。1938年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襄阳、宜昌两分会理事。1938年至1941年夏初，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宣传科教官、司令长官部秘书、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战时文化工作团团长、三十军参议。他满怀激越的爱国热情，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三赴台儿庄前线采访，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他不畏艰辛率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深入河南、湖北、安徽农村及大别山区，开展抗日文艺宣传和创作活动；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文艺人从军部队”；冒死赴随枣前线从事抗日救亡的文化宣传工作，曾参加随枣战役。这期间，臧克家同志创作和出版了《从军行》、《淮上吟》等诗集及散文集《随枣行》，热情讴歌了抗日军民的伟大爱国精神和英勇抗敌的事迹。1941年秋，任第三十一集团军参议、三一出版社副社长、代理社长，筹备出版了进步刊物《大地文丛》，创刊后，被当局查禁。1942年7月，他愤而辞职，冒着酷暑自河南叶县历经艰难徒步赴重庆。1943年4月，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届年会上当选为候补理事。同年夏，任赈济委员会专员并负责编辑《难童教养》杂志至1945年秋。在此期间，创作出版了长诗《古树的花朵》、回忆录《我的诗生活》和《泥土的歌》、《十年诗选》等诗集。

解放战争时期，臧克家同志多次参加“呼吁停战、实现和平”签名等进步活动，在重庆，曾应邀出席毛泽东同志在张治中寓所举行的文化界人士座谈会。在上海，他主编了《侨声报》文艺副刊《星河》、《学诗》和《创造诗丛》、《文讯》月刊等书刊，团结了大批进步作家；激愤于政治的黑暗腐败，他创作了大量的政治抒情诗和政治讽刺诗，出版了《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等诗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48年12月，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被迫潜往香港。

1949年3月，臧克家同志由中共党组织安排来到北平。5月在《人民日报》发表组诗《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表达了他到解放区后的喜悦心情。后历任华北大学文艺学院文学创作研究室研究员，出版总署、人民出版社编审，《新华月报》编委，主编《新华月报》文艺栏。1949年7月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委员。1951年6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

1956年，臧克家同志调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57年至1965年任《诗刊》主编。经他联系，由《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十八首，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期间，他兢兢业业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发展的组织领导工作，在《诗刊》的创刊与发展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繁荣诗歌创作、加强诗歌队伍建设中，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同时满怀对祖国、对党、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笔耕不辍，勤奋创作，以热情、多产的诗人形象活跃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上，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高峰，相继出版了《臧克家诗选》、《凯旋》等诗集和长诗《李大钊》。其中，《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毛主席向着黄河笑》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多次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1957年，他和周振甫合著的《毛主席诗词讲解》，对毛泽东诗词的传播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

臧克家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迫停止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下放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1972年回到北京。1976年1月《诗刊》复刊，臧克家同志担任顾问兼编委。

粉碎“四人帮”后，年逾古稀的臧克家同志文思泉涌，又迎来了创作的春天。他把心底的颂歌唱给了社会主义新时期，出版了《忆向阳》、《落照红》、《臧克家旧体诗稿》等诗集；《怀人集》、《诗与生活》等散文集；《学诗断想》、《克家论诗》、《臧克家古典诗文欣赏集》等论文集。凝结着他一生汗水和心血的十二卷本《臧克家全集》也于2002年12月出版。

臧克家同志的作品多次获奖，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1988年4月，获中国作家协会首届文学期刊编辑荣誉奖；1990年8月，他主编的《毛泽东诗词鉴赏》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和第五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1991年10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2000年1月，获首届“厦新杯?中国诗人奖”终身成就奖；同年11月，获“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届龙文化金奖”终身成就奖。2002年10月，被世界诗人大会和世界艺术文化学院授予荣誉人文学博士；同年12月，获第七届今世缘国际诗人笔会颁发的“中国当代诗魂”金奖。2003年12月，《臧克家全集》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臧克家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七十余年创作生涯中，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他都以极大的热情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文学的发展，热忱讴歌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以短诗和长诗、新诗和旧诗、散文和随笔、评论和书信、小说和杂感等多种体裁写出了七十余部著作。他积极倡导作家深入生活、反映时代，大力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和艺术上的探索创新。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团结爱护中老年诗人，热情培养青年诗人。他见证了我国新诗从诞生到发展的全部历史，对我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臧克家同志的一生是不懈追求光明的一生，是自觉地表现时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勤奋笔耕、呕心沥血、不断攀登艺术高峰的一生。他思想敏锐、爱憎分明，善良正直、乐观豁达，作风正派、文风朴实，平易近人、襟怀坦荡，生活俭朴、严于律己。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无私地贡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文学事业。

臧克家同志的逝世，使中国的文学事业失去了一位巨匠，使当代诗坛失去了一颗璀璨的明珠，使我们大家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可亲可敬的师长。我们将永远学习他，怀念他。

臧克家的名篇《有的人》，就是一首能使大家经久难忘的好诗。这首写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是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有感而作。感从何来？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个月。一方面是“骑在人民头上”的人已被人民推翻，另一面是从旧中国进入新中国的各色人等还不免带着旧社会的阶级和思想烙印。鲁迅式的“有的人”固然很多，而处于对立面的“有的人”却也不少。诗人面对现实，回忆鲁迅生前和逝世以来的社会状况，有感而作此诗。此诗不仅反映了生活真实，也表现了诗人的思想倾向，因此，这是一首真实性与倾向性相统一的抒情诗。

诗的第一节指出当今之世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人：一种人“虽生如死”，另一种人“虽死犹生”。“虽死犹生”的人，自然是指当时被纪念的鲁迅，是对“永垂不朽”的鲁迅的歌颂；但是，作为典型形象看，也不是单指鲁迅，同时还暗示着与鲁迅品质相同的许多人。至于作为对立面的“虽生如死”的人，当然指坏人。这节四行诗，两句话，是全诗的总帽，统帅全篇，虽通俗易懂，但容量很大，概括力极强，耐人寻味，今人猛省！

接着三节（即诗的第二、三、四节），把“虽生如死”的人和“虽死犹生”的人从三个方面作了对比：比形象、比思想、比情操。从形象看，“骑在人民头上”的人，虽然昂首挺腰，自诩“伟大”，实际上是藐小的：而“给人民当牛马”的人，尽管俯下身子，毫不显眼，却是伟大的。这四行诗，是从鲁迅《自嘲》一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生发出来的。诗人发展了鲁迅的思想和诗意，形象的对立性更加突出、鲜明。再从思想看，那些“虽生如死”的人总是想“不朽”，“要把名刻入石头”，为自己树碑立传。而那些“虽死犹生”的人，却情愿充当无名的野草。它们憎恶把野草当作装饰品的“地面”，时刻等待地下的火山喷薄而出，烧尽“地面”上的野草、乔木，直到“无可朽腐”，大家同归于尽。这一节是根据鲁迅《野草·题辞》中的“我自爱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至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几句话写成。写《野草》和《野草·题辞》时的鲁迅，正处于思想“彷徨”时期，他曾经坦率承认他当时还没有找到革命的道路，但他对于骑在人民头上的反动派却是痛恨，不共戴天的，因而表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彻底牺牲精神。最后从情操看，那些“虽生如死”的人，“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是十分卑鄙、丑恶的。而那些“虽死犹生”的人，“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情操是非常崇高、美好的。

诗的第二、三、四等三节是紧接诗的第一节进行构思的。诗人不是为了歌颂鲁迅而歌颂鲁迅，而是在歌颂鲁迅的同时，也歌颂与鲁迅品质相同的人，而且谴责那些自吹自擂比人民群众“伟大”，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不让别人活下去的人。这样一个对照，比单纯诓歌鲁迅更加显示出诗的思想的广度与深度。

最后三节（第五、六、七节）诗，诗人抓住头一节诗所说的两种人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指出他们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影响和不同的下场，也就是指出他们各自不同的前途。这三节诗是二、三、四等三节诗的逻辑发展。第五节诗仍然从对立的形象着眼。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自诩“伟大”的人终归被人民所推翻，从高高在上的地方摔了下来，不仅藐小，而且将从地球上消失；至于那些“给人民作牛马”的人，却被人民永远缅怀他们“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光辉形象。第六节则是写出两种不同的主观思想得到两种不同的客观效果：那些想为自己树碑传的人，他们的“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而那些“情愿作野草”的人，却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草一年一度地生长，他们也一年一度地永远为人民所怀念。鲁迅是如此，和鲁迅品质相同的人也是如此。最后一节写出不同的情操，不同的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班“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是决没有好下场的人，只要时候一到，他们的下场就会让大家看到。至于那些“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着的人”，人民群众会把他抬举得很高。鲁迅就是这样的人的代表。

诗的主题一向认为是对鲁迅的的崇高品质的歌颂或赞美，这当然是不错的。但通过认真的分析、深入的理解，仅仅说是歌颂鲁迅，还是不够的。不少分析者其所以说诗的主题只是歌颂鲁迅，可能是忽略了题目下面的副标题“纪念鲁迅有感”，忽略诗的末尾“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也忽略了诗句“有的人”。作者写作此诗既不是当年十月十九日纪记鲁迅的即席之作，而是在参加纪念鲁迅逝世十三周年之后有感而作。如果专为鲁迅而作，上述的主题思想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作者明明说是“纪念鲁迅有感”每一节又不点明鲁迅，而是以“有的人”开端，自然就不单是诓歌鲁迅。因此，这首诗实际上是通过纪念鲁迅，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只有这样认识主题，才能概括诗的整个内容，挖掘诗的广度与深度。这是诗人的美学理想在诗歌创作中的具体反映。不论诗人自己是否察觉到这一点。他所塑造的对立形象却流露了这一点。诗人在对两种人的对照中，始终只是暗示鲁迅，而不点明鲁迅，也说明了这一点。如果只是说这首诗歌颂了鲁迅，就大大缩小了诗的容量—一它的广度与深度。

这首诗的艺术构思看似平常，却也奇特。诗人既然是“有感”而作，就从“美感”出发。但是，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诗人并不贴标签，也不喊口号，只从对人世间两种的深刻感受出发，运用通俗、亲切、生动的语言，写出自己真实的感受。一般人对这首诗的分析，都说诗人运用了对照或对比的艺术技巧，这当然也说得不错。的确，诗的每一节都用了对比，把真的、美的、好的、和假的、丑的、坏的作了对比。但是，诗人的这种对比，并不限于某一节诗，而是贯穿整体，诗人是用“铺陈”的方法来安排对比的。所谓“铺陈”就是传统的表现手法“赋”。《有的人》的作者正是为了“铺陈善恶”而运用对比的。诗人铺陈了三种对比：第一种对比即第一节的总帽，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的对比，它统摄全诗。第二种对比，主要是比形象，比形象的斗争的过程。第三种对比主要是比下场，比两种形象在历史风云和时代潮流激荡下的不同结果。诗人正是把这样三种对比铺陈开来，成为一首既整齐又错综的抒情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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