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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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篇中国近现代史的论文 3000字左右 谢了

论君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中国历史悠久，君王辈出。君王是一国之首，直接影响整个国家。

西汉文帝、景帝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刘恒，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

汉景帝刘启，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放置过久，以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再说说暴君。夏桀是夏王朝的末代君主。他文才出众，武艺超群；赤手空拳可以格杀虎豹，能把铁钩象拉面条一样随意弯曲拉直，如此文韬武略的人应该成为一代明君。遗憾的是，夏桀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暴虐、享乐和瞎折腾上。他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夸张的皇宫，用黄金铸成的柱子就有九个。夏桀最热心的工作就是举行盛大宴会，每次宴会都不少于三千人，这在当时那个幅员不太辽阔的国度里可不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三千人走到酒池边，象牛群饮水一样从岸上伸下脖子，在震耳欲聋的助兴鼓声中放开喉咙狂饮。夏桀在任时的最大“杰作”是发明一种名为“炮烙”的酷刑，在铜柱上涂抹膏油，下面燃烧炭火，教犯人赤足在铜柱上走过。那是不可能不滑下去的，滑下去恰恰跌到炭火上烧死。商部落的末代君主殷纣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和夏桀一样文武全才。他天生神力，能把九条牛倒拉着走。他的双手还能托住大厦的横梁……可是：他没有把他的聪明才智用在治国安帮和济世安民上，而是用在拒绝规劝和掩饰错误上。他在任时大兴土木，宫廷建筑一日不停且花样翻新，仅只“瑶宫”“瑶台”就兴建了七年。后宫中的肉象山林一样堆着，酒也是盛在庞大的池子里——这点和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夏桀很相似。每次宴会，参宴的臣僚常常大吃大喝，一连几天沉醉不醒，以致大家常常忘掉今天是什么日子。夏桀和殷纣都自视过高，听不进不同意见。本应成为明君，最终成为暴君。他们的统治，也随即土崩瓦解了。

我认为，如果一国之君本身的品行不佳，那么必定会带坏整个国家的风气。例如，宋代初期，统治者提倡节俭，穿着朴素，节约了资源。但到了宋代中后期，统治者追求享乐，使奢侈之风席卷宋代，影响社会风气。相反，如果统治者有德有才，那么这个国家一定能够兴旺起来。君主优，国家兴;君主劣，国家衰。国家的命运，掌控在统治者的手中。

统治者的品行很重要，政策也很重要。元太祖忽必烈大力发展农业，禁止贵族圈占农田为牧场，使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武帝任用霍去病、卫青等大将，反击匈奴，收复失地，开疆拓土，名垂青史。而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严密监视海外贸易，既得不到西方先进的技术，也看不到世界的局势，使中国走向衰败，遗臭万年。政策，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强弱。

一个国家的兴衰，与统治者有莫大的关系。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无论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还是资产阶级建立西方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努力,都无法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对近代中国出路的早期探索都没有结合中国国情,因为近代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想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所以注定要失败.

在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这个时期，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同外过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后来又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农民仍然是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力，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发展了起来；而工人阶级则代替资产阶级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历史经验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人，经过实践的教育，确认了中国***关于通过建立人民共和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的确定性；认识到只有接受中国***的领导，才能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效地发挥积极作用，才有光明的前途。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中国这种崭新的政党制度的确立，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意愿。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是由于有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斗争，推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从而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创建，标志着近代以来中国面临的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历史任务的基本完成，这就为中国人民集中力量进行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创造了前提，开辟了道路。

历史证明,只有在中国***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下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实现.

第一节 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

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①，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①它不同意***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

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②。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

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

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

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

近代中国人民的探索史

中国近代史，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勾结中国封建统治者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反抗本国的封建统治的抗争史；同时更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探索国家出路的探索史。这种抗争与探索，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独裁、争取社会进步为核心，抗争与探索互相交织，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1．地主阶级抵抗派(改革派)

背景和主张：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些地主阶级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开始注目世界、关心时局、寻求强国御侮之道其主张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结果：因清政府腐败、闭关政策和地主阶级的局限性而没明显实效

评价：地主阶级抵抗派主张的提出使中国萌发了一股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激励着中国人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强国御侮之道。由于实践有限，没有产生实际的效果。

2．地主阶级洋务派

背景和主张：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双重打击下，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统治集团在如何解决内政外交上的众多危机时发生分歧，形成了洋务派和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即“师夷长技以自强”。

结果：由于外国阻挠，封建顽固势力的破坏、力量分散等导致洋务运动破产。

评价：洋务运动由于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为目的，没有从政治制度上学习西方，决定了它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但是洋务运动是中国历史第一次把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张具体实践化。它引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并诱导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举办新式学堂，开始了中国的近代教育；促进了西方政治学说、民主思想的传播；民用企业的创办对外国经济侵略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3．农民阶级

背景和主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为了调动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和把革命推向深入，颁布《天朝田亩制度》。通过这一方案，想要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结果：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战争环境的紧张和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规定，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而使这一方案没有真正实行过。

评价：废除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主张小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具有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平均分配土地与生产、生活资料统归圣库等都是无法实施的，有空想性。

4．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

背景和主张：早期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民族危机的加深刺激了这一思想的产生。主张君主立宪来救国，具体为：要求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摆脱民族危机；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主张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习和传播西方科学文化。

实践效果：从“公车上书”演化为社会政治运动到百日维新失败，说明资本主义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其最大功绩在于起了资产阶级思想启蒙作用，使更多的知识分子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思想。

评价：维新变法思想是当时中国社会最进步的思想，因为它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也是爱国的，因为它把维新思想与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但是其思想主张没有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内容，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这必然导致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推行维新变法主张依靠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失败是必然的。

5．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派)

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为了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和角逐，民族危机更加严重；《辛丑条约》的签订使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此时民族资本主义又有所发展，但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限制和阻碍。

主张：资产阶级革命派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作为革命的思想武器，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理论纲领。其基本主张是用暴力推翻了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结果：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中外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统治和封建帝制，但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篡夺。

评价：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共同愿望。但是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要求，也没有彻底的土地纲领。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

6．资产阶级激进派

背景：辛亥革命前，维新派和革命派没有彻底批判封建思想；北洋军阀政府在思想领域推行尊孔复古逆流；一战期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主张方案为“民主"“科学"。具体为：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以西方的民权、平等思想和达尔文进化论为指导思想，大力宣传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要内容包括提倡民主和科学。

辛亥革命失败虽然失败了，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于是爆发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发动的。它有伟大的功劳，也有严重的缺点。运动的倡导者忽视人民群众，没有把新文化运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使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还回避当时对军阀政府的实际斗争，也没有正面提出反帝的任务。

启示三

中国资产阶级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武装，缺乏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的支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导致他们不可能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由于缺少一个深入的启蒙过程，人们不了解民主共和的精神，因而也无法建立组织严密、团结战斗、坚强无比的革命政党。他们也不敢深入地发动群众，因而始终缺少广大群众的支持。辛亥革命时期和民国初年移植西方民主共和制度失败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不能够救中国，先进的中国人仍需进行新的探索。

无产阶级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同时引发了各种新思潮进入中国，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如何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29年的艰苦探索，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七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继往开来, 与时俱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奋斗。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大踏步前进。

启示四

正是在中国***这一新的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这一新的革命理论的武装下，在社会主义这一新的中国发展道路的指引下，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目标才得以真正实现。

在四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中，中国***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始终坚持把抢救人员放在第一位的方针， “只要有1％的希望，就要尽100％的努力”，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震灾中的每一位幸存者，切实反映了尊重所有生命、注重心理关怀的人文思想和仁者态度。

结语

通过学习中国近代仁人志士对国家出路的探索，我深刻地了解了国情，坚定了信念：只有***才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做出了不朽的牺牲，使我深感肩负的重任。当代社会要求我们有开阔的眼界和博大的胸襟，又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不迷惘，不惶惑。这就要求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是这个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相信年轻的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通过不断完善自己，一定能能够肩负起历史赋予振兴中华的神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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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论文 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90年代中期，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洋务运动在中国呼风唤雨，风光一时。但是，在李鸿章等人轰轰烈烈地搞了三十多年“洋务”之后，在北洋水师已经建成当时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之后，中国还是在甲午海战中败于日本，不得不再次签订屈辱条约，割地赔款。甲午海战失败及随后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 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真正强大。 洋务运动是清朝政府在内外交困下所采取的一种自保性质的改革。时，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太平天国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清廷的一部分当权官僚决定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为此，他们开始实行所谓的“自强新政”，主要内容就是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一方面企图通过与西方搞好关系，以争取军事支援，另一方面也想通过此举实现中国的工业化，最终达到“自强”的目的。这些想法当然是不错的，可是，一开始，洋务运动就在体制和技术之间出现了脱节的现象。按照张之洞的说法，洋务运动之学习西方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意即坚持大清帝国的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技术，学习他们船坚炮利的一面。岂不知，“体”和“用”在很多时候都是不可分离的。正如严复所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有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严复的意思很明显，如果中国的整个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变，仅仅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于“自强”无补，正如将马腿强行移到牛身上一样，两者因不配套而互相扞格，双双失效。洋务运动的失败最终证实了严复的判断，“体”、“用”之间的严重脱节可以说是洋务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洋务运动以它的失败告诉后人，没有体制变革的足够配合，单纯的技术变革和实业发展是走不远的。 洋务运动的另一个脱节之处是：洋务运动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变革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强”，这本身没有错误。可问题是，洋务派口中的“自强”，一直就是以国家为本位而非以民生为本位的，所以，洋务运动从启动之日起就没有把民生问题提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来加以重视。他们建军械所也好，制造军火和轮船也罢，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增强清廷的军事实力和工业实力，对于普通百姓能否从这场变革中获得好处，他们考虑不多。甚至，为了所谓的国家富强，他们还不惜侵害普通百姓的切身利益。 洋务运动大力修建铁路、建造轮船、发展机器制造业和采矿业，这些产业当然是中国所需要的，可是，产业的升级换代往往会让一些底层劳动者失业。因此，在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体制下，政府和企业在推行技术变革，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必须顾及底层民众的承受力，不能让最底层的百姓生活得更加悲惨。可洋务运动不是这样。铁路运输和轮船航运业的发展让大量的“船户”、“车户”和“脚夫”失业。这些最底层的劳动者被洋务运动挤出了旧业，却又难以进入新业，在他们赖以谋生的低级手段被洋务运动所提倡的先进机器所取代之后，伴随他们的只有每况愈下的困顿和日复一日的怨恨。针对这种情况，湖北巡抚奎斌曾记述：“以湖北一省而论……实因轮船畅行，民间衣食之途，尽为攘夺，江河船只顿减十之六七，失业之人不可胜计。而襄樊一带行店关闭，车户歇业，瘠苦情状，尤不堪寓目。”所以，当时就有人批评洋务运动是“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于官也”。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也承认：“今之熟悉洋务者，往往于吏治民生易于隔阂。”洋务运动既然“隔阂”于民生，甚至还“刮天下贫民之利而归之于官”，所以，它得不到广大普通百姓的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离开了广大民众的参与和支持，焉有不失败之理？ 最后还得说一说洋务运动中的用人问题。毛泽东曾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那么，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提拔使用的“干部”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简单地说，具体经办洋务的人在事功和道德之间严重脱节。一方面，这批洋务分子买船造炮、开矿练兵，积极地为中国引进西方的近代工业和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这批人也借经办洋务之际中饱私囊，大搞腐败。对此，辜鸿铭曾有过论述，他说，李鸿章用人“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这就使得一批奔竞之徒聚集在洋务运动的旗帜之下，而有理想有操守的正直之士因耻于与小人为伍而日渐疏远洋务，结果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人事现象：洋务运动本为当时一股先进的力量，可是，参与洋务运动的人却多是追名逐利、没有道德操守的“腐败分子”。当时，就有人批评说“才杰不谈洋务，谈者皆势利小人，临时张皇，一无足恃”。这一点，就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也不讳言，他说：“近年习气，凡稍知洋务者，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梁启超后来总结历史，更是称洋务中人为“一世鄙夫”。 一项从理论上讲绝对先进的事业，最终却落到了一批“营私渔利之徒”的手里，历史的诡谲在此暴露无遗。理论上的先进性与实际操作中的腐败行为交织在一起，暴露出了洋务派在做事与做人之间的严重脱节。李敖曾说：“与什么人一起奋斗有时比为什么奋斗更重要。”既然搞洋务运动的“大率皆营私渔利之徒”，所以，它最后以失败收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虽然没有使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用；2、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消极：1、有清朝官府举办，为维护反动统治服务； 2、经营管理腐败。够经典了吧！ 洋务运动是清王朝统治阶级为了谋求封建国家的“富强”而进行的改革运动，在客观上具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倾向。洋务派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应付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以消除“内忧外患”的严重危机。其内容虽然十分广泛，但核心一直是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的军事活动。 洋务派对清朝军队进行武器和训练的革新，与顽固派的愚昧守旧态度相比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在中国军事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1865年到1895年，洋务派在各地创办了20多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在自制和外购的基础上，19世纪70年代，淮军已“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为洋枪队”。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善，使其战斗力有所增强。洋务派的海军建设成效尤为卓著。经过苦心经营，洋务派建立起了北洋、南洋和福建水师。尤以北洋水师实力最强，其规模时居世界第4，其中定远、镇远舰的购置，给日本以很大的威慑，推迟了日本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间。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日本海军，阻止了日本侵略军的长驱直入。因此，洋务运动中的近代军事工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防力量，起到了“御侮”的作用。 洋务运动的主观目的，虽然不是旨在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但它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创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客观上却冲破了中国封建主义的桎梏，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发展进程。洋务运动不仅使中国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而且间接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洋务派企业为中国资本主义积累了生产经验，培养了技术力量，并且孕育了新的阶级力量，这些都在客观上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开辟了道路。 西学的大量引进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不仅使中国出现了第一批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专业人才，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传统的思想观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变。洋务运动把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对其茫然无知的中国人面前，使人们开始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逐步澄清了对“西学”的种种误解，由一味抵拒，渐至批判地吸取。盲目自大的心态日见改变，越来越多的国人开始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两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学“引入中国。 但是，洋务运动所具有的封建属性，决定了它不可克服的致命弱点的存在。首先，因为洋务运动由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所主持，其根本目的又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以，他们大规模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科学技术，对西方的社会经济制度讳莫如深，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则坚决抵制和反对。这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其次，洋务派所兴办的企业均由洋务官僚操纵，经营管理大权都被其委派的总办、会办、帮办或提调等把持，他们经营不善，管理腐败，不可避免地使企业内部充满了封建性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些企业在封建性的严重束缚下，或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或转让私人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再次，洋务运动的变革措施与中国传统的义利观和本末观发生了冲突，受到传统心理的束缚。中国是农业大国，重农抑商是历代统治者沿袭的基本国策，重义轻利是历代统治者提倡的修身准则，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中。僵化少变的生活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安定平静的生活，具有较强的心理惰性，面对社会变革，求稳怕乱，抗拒抵制。尽管西学的输入打乱了中华民族独立发展的轨迹，但长期以来民族发展的惯性，使很多中国人仍然按照本民族特有的观念去看待世界和社会，这就妨碍着他们去接受新的东西，同时也妨碍着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洋务运动处于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它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又有消极的不良影响。 作为一段历史，洋务运动离今人已经很远了，可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启示却并不过时，它的教训依然值得今人深思，汲取。 摘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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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

徐 祝 申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摘 要：东北军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张学良作为东北军的领袖，东北军的发展和壮大都留下了

他的烙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面对东北军内部士气消沉，战斗素质低下，军心涣散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整训。

本文试图对“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对东北军整训的内容进行探讨，来诠释东北军这一时期的发展变化过程。

关键词：张学良；西安事变；东北军

中图分类号：K264.6 文献标识码：A

东北军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军事集团，在九一八事

变后，丢失了东北这块赖以生存的根据地，开始沦落关

内，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辗转到华中，最后落户于

西北进行“剿共”。随着蒋介石的削弱打击，东北军内部

开始不断的分化演变，逐步衰退，作为东北军领袖的张

学良，面对东北军逐渐衰退的现实，十分苦恼。东北军

的兴衰直接关系东北政治军事集团的利益，同时也是张

学良实现政治前途的一个重要的保证。因此张学良于

1936 年初到西安事变前，对东北军进行了整训。

一、西安事变前的东北军

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前的这段时间，东北军经历

了自建立以来的最困难时期，九一八事变使东北军丧失

了赖以生存根据地，背井离乡，饱受苦涩，身被国仇家

恨，且还被人误解。导致战斗力下降，军心涣散，士气

低落，致使东北军如此低迷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蒋介石对东北军的削弱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执行“不抵抗政策”退入

关内，东北大好河山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蒋介

石对东北军这支强悍的地方武装力量进行削弱打击。东

北军失去了往日的地盘，威名扫地，实力大为削弱。蒋

介石把东北军从东北调到华北，又从华北调到华中，最

后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在西北剿共战场上，东北

军与红军交战损失惨重，先后损失三个精锐师，蒋介石

不但不给予补充还取消了这三个师的编制。“东北军自南

来豫皖、西开陕甘剿匪以来，损失惨重，乞未得到中央

补充。余（汉卿）每次晋谒委座时蒙慨允接济补充，迨

回防后除电令申诉外，毫无补充之事实。”[1]九一八事变

后，东北军一直靠南京政府供养。但是，东北军官兵的

薪水和津贴却比中央军少百分之二十，被削减的这一部

分叫做所谓“国耻费”。[2]当东北军处于全盛时期的时候，

大约有三十万之众。东北大汉，体质强壮，加之装备精

良，实属关内各军之冠。尤其是东北炮兵，威震全国。

此外，他还拥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力量，各种军用飞机达

到三百多架。因此，奉军的军事实力，国内堪称第一。

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军每况日下，在服从国民政府命

令连续剿共的过程中，东北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逐渐

丧失作为强大军事集团的力量。经过辗转流离后的东北

军，慢慢地丧失斗志士气低落。

2．东北军剿共的受挫

蒋介石为了消灭红军和削弱东北军，调东北军去“剿

共”使东北军损失惨重，1934 年张学良回国后被委任为

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总部设在武昌，率领东北军

围剿红二十五军。与红军的交战中，东北军屡屡受挫，

“东北军过去没有和红军直接作过战，此次作战占过便

宜，也吃过大亏”。[3]东北军在武汉外围剿共不利，“张

氏对于军事前途，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动摇。110 师在

甘泉的惨败，109 师在合水的失败，更给他注射了一针

清醒剂。南京对已损失的部队不补充，在“安内攘外”

的口号下，想削弱东北军是很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

张氏对于与红军作战，已尝到苦头，渐渐失去信心。[4]

在红军的打击下，东北军士气低落，暴露了自身的弱点，

东北军内部厌倦内战的情绪，张学良开始重新认识中共

的力量，思想发生转变，开始与中共接触。1936 年4 月

9 日，在与周恩来会晤之后，张学良决心脱离内战，抗

日复土。因而他抓紧一切时间，积极从事抗日的准备工

作，以便使东北军“彻底精诚团结，意志统一，建立中

心思想，”唤起“久已消沉了的民气，”组织起“一盘散

沙似的民众，进行长期抗战”。[5]

3．东北军内部的涣散

东北军作为一支地方武装和家族军队存在着一些弊

端，据应德田回忆东北军过去处于行为粗野、纪律松懈、

技术不精、作风浮荡等将骄卒惰，腐败堕落的状态。[6]

“九一八事变”前有东北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东北

军有着比其他军队优厚的待遇，装备精良，饷银优厚。

这就使东北军的骄气、娇气、暮气、浮气、野气等作风

十足。张学良将军对军队存在的弊病也有所察觉，他曾

直言不讳地说：“东北军中是有这些不正风气，这种情况

如不改变，长此下去，官兵难以奋勇杀敌，东北军也有

负国望。”[7]“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失去赖以生存的

根据地，从此沦落关内，饱受挫折，东北军是家族的军

队，不抵抗日本的侵略，从东北到华北，又从华北到长

江流域，最后成为流浪到西北的难民社会集团，在当地

人眼里，他们不过是“讨饭者集团”。处处受人歧视，遭

人白眼。东北军处于如此的状况，军队的士气受到了很

大的打击，士气低落到极点。如不进行整顿，长此以往

有瓦解的危险。

二、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

面对东北军逐渐走向衰败的趋势，张学良在1936

年开始对在西北的东北军进行整训，企图通过新的整军

运动，挽救东北军逐渐衰退的态势，重新焕发东北军的

生机。因此他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1．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建立

为了整训西北“剿总”所属部队（主要是东北军）

的军官，灌输进步思想，革除陈腐作风，张学良将军经

蒋介石批准，模仿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样子，于一九三六

年六月末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在向蒋介石的报告上，

是借用整军“剿共”的名义，而实际上整训的目的是为

了抗日。训练团团长是张学良将军，副团长是杨虎城将

军。[8]

训练团共办四期，前两期教育长是王以哲，后两期

的教育长是黄显生，训练团的学员是东北军的主要军官，

后期还有十七路军的一些军官，“训练团向蒋介石呈报立

案时，表面上说一切仿照庐山军官训练团办理，实际上

宣扬的目的是灌输联共抗日的思想。”[9]训练团的训练项

目有政治、经济、国际形势、军事训练、军中利弊、游

击战争等，每日听课之后，召开小组开会讨论（每班为

一组）把讨论的结果做出总结，汇集起来，加以整理，

备军队改革时参考。[10]为了进行抗日教育，刘澜波还利

用午间或晚间休息时间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张学良对唱

这些歌曲很重视，他要求人人都唱，做到深入人心。他

说：“这些歌的作用很大，胜过讲课，大家都会唱了，影

响就大了。”[11]

1936 年6 月22 日，张学良对训练团教职员和学员

作了一次重要的讲话，《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说，他

明确地指出：“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已经到了！抗日

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

间已经不容许我们空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准备与行动

联系起来！把民族所有的力量拉到抗日阵线上去长期抗

战。”这次讲话，表明了张学良的抗日态度，同时对统一

和提高训练团教员和学员的思想认识也起了很大的作

用。[12]

“由于东北沦陷，东北军有迫切的抗日的要求，更

因为东北军多次与红军交战，屡吃败仗，厌倦内战的情

绪高涨。张学良将军成立王曲军官训练团，并认真领导，

这对东北军干部改造思想，澄清认识，坚定联共抗日的

主张是很重要的一步”。[13]这对整个东北军来说，影响是

深远的，使十二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有了思想基础。

2．抗日同志会的成立

抗日同志会是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方面具有联

共抗日思想的积极分子的秘密组织，其目的是团结抗日

力量，建立一个有力的领导中心，积极推进联共抗日工

作的发展，以求达到报仇雪恨、收复失地并使中华民族

获得自由与解放。张学良认为他可以把分散的抗日力量

紧紧的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领导核心意见和指示有

组织有系统地传达下去，做到上下相通，行动一致。[14]

一九三六年九月初，抗日同志会正式成立，创立时

参加者共十五人，有张学良、刘澜波、刘鼎、苗沛然、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枕、何镜华、

贾国辅（贾陶）等。自成立到西安事变止，前后陆续参

加的会员共有七十多人。七月筹备成立同志会时已定出

张学良将军为主席，应德田为书记，孙铭九为行动部长，

九月正式成立时又选了苗剑秋为理论宣传部长。十一月

份张学良将军增选刘澜波为组织部长，刘鼎为教育部长，

苗沛然为宣传部副部长，何镜华为军事部长，但尚未及

正式公布，西安事变就爆发了。[15]

发展同志会会员，应该吸收哪些人参加，是经过张

学良将军、应德田和孙铭九共同商定的。每次新会员入

会，张学良将军、孙铭九和应德田都参加宣誓仪式，每

次都由张学良将军亲自主持并讲话。由此可见他对抗日

同志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是相当重视的。

这个组织，实际上成为掌握东北军全军秘密抗日运

动的中心，同时还掌握张学良的各项机密工作：

（1）一切秘密的抗日活动，如军官抗日教育，东北

救亡会的抗日活动，流亡学生的收容训练，东北大学学

生的收容等。

（2）一切与***联系的技术工作，如接待红军代

表叶剑英、刘鼎等人，掌握与红军联络的电报，掩护红

军的来往人员等。

（3）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调配全军青年军官代

替老年军官的计划）。

（4）其他有关东北军内部的重要机密事项[16]。

张学良成立抗日同志会从大局来说为了在东北军中

建立联共抗日的秘密领导核心，为抗日做组织准备。从

东北军内的新旧思想和派系斗争来说，张学良也有除陈

布新，逐步以少壮派取代元老派或者防止大权旁落的意

图。

3．东北军学兵队的组建

组建学兵队是张学良将军接受***的建议，为东

北军培训抗日军政干部的一项重要措施。“目的是把他们

培养成新的血液，输送到各部队中去，以便改造部队，

为抗日做准备。”[17]1936 年3 月间，张学良了解到东北军

官兵虽有强烈的抗日愿望，但对“攘外安内”的祸国政

策还认识不清，旧习气较重，营连军官数量少，政治素

质也差，不能适应抗日的需要，因此酝酿办陆军学校，

培养中下级抗日军官，考虑到东北军办陆军学校南京不

会允许，而招收学生当学兵总是可以的，遂决定在卫队

二营编制中增设学生队（后来通称学兵队）并当即责成

宋黎和参密室主任应德田、参谋孙铭九具体筹办。于是

学生队很快成立起来了。

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所有一切筹备工作都

是秘密进行的。为了便于保密，选定西安东门城门楼作

为队部。当时张学良手枪营营部就设在东城门楼的东楼

一楼，一切后勤，如经费、伙食等，均由手枪营的军需

负责办理，以手枪营的名义提请“剿总”拨办。康博缨

和于维哲分任队长和队附，另外还有一个队附孙巨奎，

专门负责对外联络工作。各分队长一律由东北军各军师

中挑选，各班班长则由手枪营中选调，另由每班学生中

选一名副班长，也叫政治班长。军事训练计划由于维哲

负责拟定，确定以三个月为一期，以完成连的制式教练

和战斗教练为初步目标。[18]关于学兵队的来源，张学良

指示到北平去挑选“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最好是家乡子

弟。其中有不少民先队队员，和少数北平地下党员”。

第一批100 人左右，乘火车于9 月初到达西安；第

二批120 人于10 月下旬到达西安。这两批均由赵天野带

队。第三批200 多人，由关时润（吴俊如，参密室参谋）

和吴铎两人去北平联系的，时值西安事变爆发，北平当

局阻挠，因而这批人员分散了，一部分辗转到西安，一

部分去了延安。除此之外，还有十几名学生队员，是东

北军子弟及西安各救亡团体介绍的。

学兵队的训练主要包括军事和政治两门主课。“军事

教育计划的编制和实施由队附和分队长负责；政治教育

计划和实施由政治部主任负责。”[19]

西安事变后，学兵队编为五个宣传大队，下到东北

军各军从事政治宣传工作，代替了国民党的政训处。当

时西北的抗日形势飞速发展，从军队到地方以及各界群

众组织，都急需一批受过训练的骨干力量来加强工作，

因此学兵队同学所到之处，颇受欢迎。到东门楼来要干

部接干部的人，几乎每天都有。从此，东北军学兵队的

同学们，就融入在祖国西北掀起的抗日洪流之中，推波

助澜，各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20]

结论

经过张学良对东北军的整训，东北军发生了重大的

变化，扭转了衰退的形势。首先，改变了东北军战斗力

低下，士气低落、思想混乱的局面，使东北军步调一致，

思想统一。其次，为抗日战争培养了人才，张学良对东

北军的整训以抗日为最终目的，为“将来打回老家去”

做准备。最后，使东北军官兵在思想上对“停止内战，

联共抗日”有了深刻的认识，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提供了

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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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张德良,周毅.东北军史[M].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7:359.

纲要论文–为什么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邓小平同志指出：“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封建主义旧统治又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正当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而感困惑的时候，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中国新的出路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中国***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历史性的选择，是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才找到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当时的出路有三条：一是限制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二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不相干，长期平行发展；三是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三条道路中，中国的近代历史已经表明，第一条道路走不通；第二条道路实际上也行不通，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二者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惟有第三条道路，才符合中国的国情，符合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社会发展的规律，而且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为中国人民选择这条道路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确立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巩固和加强了工农联盟。在经济上，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转化为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实现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因此，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所以，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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